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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1章 汉纪十三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（第2页）

汉武帝一直用法令制度管理臣民，还特别重用酷吏。各郡、国的二千石官员也大多严酷残暴，导致百姓越来越不把法律当回事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。东方地区盗贼蜂拥而起，大的团伙有几千人，他们攻打城池，抢夺兵器库的武器，释放死囚，绑架、侮辱郡太守、都尉，杀死二千石官员；小的团伙也有几百人，在乡里抢劫掠夺，多得数都数不清，路上都没法正常通行了。汉武帝一开始派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去镇压，根本不管用；后来又派光禄大夫范昆和原来的九卿张德等人，穿上绣衣，拿着符节和虎符，调兵遣将去攻打。虽然斩杀了一些大的团伙，有的地方斩首多达一万多级，还依法处死了那些给盗贼提供通行、饮食的连坐者，有些郡处死的人多达几千。但过了几年，也只是抓到一些盗贼头目，那些逃散的盗贼又重新聚集在山川险要之处，朝廷也拿他们没办法。没办法，汉武帝只好制定《沈命法》，规定：“盗贼兴起却没发觉，或者发觉了却没抓到规定数量的，从二千石官员到小吏，负责的人都得死！”这规定一出，小吏们怕被处死，就算发现盗贼也不敢上报，担心抓不到人连累上级官府，官府也让他们别声张。所以盗贼越来越多，上下级互相隐瞒，都用文书来逃避法律责任。

当时，暴胜之担任直指使者，被他处死的二千石以下官员特别多，威名震慑各州郡。他到渤海时，听说当地人隽不疑很贤能，就请他来见面。隽不疑容貌威严，衣冠整齐，气质不凡。暴胜之连鞋都顾不上穿好，赶紧起身迎接。两人到堂上坐定后，隽不疑郑重地说：“我一直住在海边，早就听说过暴公子的大名，今天终于能和您见面交谈。当官的，太强硬容易折断，太软弱又会坏事，应该先树立威严，再施以恩惠，这样才能建功立业，保住荣华富贵。”暴胜之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，全都听进去了。回去之后，他就上表推荐隽不疑，汉武帝召见隽不疑，封他为青州刺史。济南人王贺也担任绣衣御史，负责追捕魏郡的盗贼，但他抓捕时很多人都被放走了，因为不称职被免职。王贺感叹道：“我听说救活一千人，子孙就能封侯，我救活的有一万多人，后代肯定能兴旺！”

这一年，汉朝封匈奴降将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，让他率领楼兰国的军队去攻打车师。匈奴派右贤王率领几万骑兵救援，汉军作战不利，只好撤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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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汉二年的一系列事件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汉武帝晚期统治的诸多弊端。汉武帝的“强国梦”遭遇了一场强烈冲击，军事、内政多个方面都亮起了红灯，暴露出盛世之下潜藏的巨大危机。

军事战略与指挥失当：李广利西征虽有斩首万余级的战绩，却陷入匈奴重围，最终折损十之六七兵力，凸显出汉朝在战役规划与后勤保障上的严重缺陷。而李陵事件更是军事决策失误的典型。汉武帝先是贸然同意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的冒险计划，后又因猜疑错置援军，导致李陵孤立无援。李陵以寡敌众，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韧意志，但终究因实力悬殊兵败投降。汉武帝事后的愤怒与迁怒，不仅寒了将士之心，也反映出其晚年刚愎自用、情绪化的决策风格。司马迁因仗义执言遭受腐决策的制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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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政治理的恶性循环：汉武帝重用酷吏，试图以严刑峻法维持统治秩序，却适得其反。酷吏的残暴激起吏民的强烈不满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，东方盗贼四起，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。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使者进行强力镇压，并颁布《沈命法》，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严苛的法令反而使各级官员因恐惧追责而相互隐瞒，形成“上下相为匿”的恶性循环，使得盗贼问题愈发严重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国家治理陷入困境。

人才选拔与任用的隐患：李陵作为将门之后，能力出众却因汉武帝的决策失误而被迫投降，这一事件极大地挫伤了汉朝将领的积极性，也暴露出人才任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。司马迁因言获罪，使得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遭受打压，人才成长的环境遭到破坏，严重影响了朝廷的人才储备与选拔机制。此外，暴胜之、隽不疑、王贺等官员的事迹虽各有不同，但也反映出当时官员队伍中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，侧面体现出人才评价与管理体系的混乱。

外交与军事的连锁反应：汉朝在与匈奴的对峙中，军事行动的失利削弱了其在边疆地区的威慑力。匈奴的反扑与车师救援行动的失败，表明汉朝在西域的战略布局面临挑战，边疆局势愈发紧张。同时，汉朝内部的动荡也使得其在对外关系中难以集中精力，进一步影响了其在外交与军事上的整体战略实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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